中国与美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。美国向中国出口主要是农产品、汽车、中国无法生产的高技术、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。中国向美国出口主要是中低端产品、高技术、高附加值零部件来自欧洲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国(包括这些国家在中国生产)在中国组装出口到美国。
美国反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,主要原因是,原计划中国市场经济发展,将会推动中国民主化改革,但是却走向反面,并要求外国企业建立党组织;巨额逆差造成美国工厂倒闭,失业增加,包括强行要求外企向中国转让技术。若中美两国继续僵持,美国大批减产,中国很多企业因美国高技术零部件断供而停产。美国离不开中国,中国更离不开美国。
中国官方思想还沉浸在1921年以来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党的领导,实际上,他们借这些旗帜操控更多权力和财富,与马克思恩格斯设计未来社会主要民主价值观、民主制度设计完全相反。从中央到地方、从政府到社会普遍建立党组织、团组织,资源分配也向他们倾斜;不是全民参与(或普选产生的代表)制定民主、科学的制度和法律,而是依赖官员讲话、开会、宣传、学习。这就造成中国机构庞大、官员庞大,造成教育、科技、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减少,人浮于事……。这种制度在苏联、东欧等人口在3亿人口以下的国家经济技术落后很明显。中国长期依赖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、市场广大、海外人才广大等条件,引进外资、购买外国技术获得一些先进技术,(但核心技术难以购买,军事技术主要来自原苏联地区),政治制度不合理造成弊端是隐形的,但造成教育、企业技术落后又是十分明显的。
一旦欧美、日本等发达国家找到或制造借口集体制裁中国,再次限制高技术产业、产品转移、出口到中国,限制中国高技术发展,中国怎么办?
当发达国家企业机构、管理人员精简,节省一个房间、一度电、一张纸。中国企业党组织、团组织、政治学习宣传,不仅增加企业成本,还造成企业不能竭尽全力研究、开发、生产高技术产品;还可造成能者下、庸者上,多劳者少得,损伤企业人员积极性。如前次与日本竞争泰国高铁,日本利率0.5%,而中国是4%。如果中国企业党、团组织撤销,管理机构和人员精简,利率可达2%,在加上中国有建筑队,减少工期,竞争力就强多了。中国企业除了火葬场没有,其它什么都有,给制造企业增加成本和负担,降低中国企业产品国际竞争力。国外就有预言:中国国企最后仅剩下立场坚定但毫无能力的人。
中国企业建立国际规范模式,降低企业成本,产品价格可全面降低,将会产生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,增加就业。中国企业在国外常常被征收“反补贴”税,如果中国企业撤除党组织,国内各级政府补贴就可大批减少,国外针对中国企业反补贴案件可以减少90%。
1949年后,中国企业、农村,积极参与全国政治学习,建立党组织,结果造成1959—1961年大灾难,饿死4500万人,企业技术、管理落后,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,工厂成为大动乱参与者……。78年后只好引进外资。这个教训还不应记起吗?不应改变吗?
到底是企业(包括农业)民众学习中共各级领导人讲话、文章还是中共各级领导人要学习经济技术和管理知识,让经济界人士参与制定法律、制度、政策?哪一种方式有利于决策民主性、科学性,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?
更重要的是,制造企业高技术国际竞争力增强,不仅使企业员工获得高收入、高就业,还是国家安全、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和表现,国家在世界主导力增强;企业技术在世界落后,不仅企业随时面临倒闭、员工失业,国家也将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。没有与欧美、日本一样全面的国际高技术,中国人民能站得稳吗?
国际高技术发展需要依赖高度发达、科学的教育制度与之相一致,相互促进。造就大批高技术产业劳动力。这就意味着,要与之竞争并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、教育,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企业、教育制度,在平等条件、环境中竞争;要保持国家高技术产业、高等教育长久的国际竞争力极大提升,始终处于国际一流,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、科学化、世界化又是必须的。
当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,企业技术和管理落后、教育落后,尖端人才培养主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,高技术投资、并购主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;需要引进外资“技术窗口、管理窗口”;当中国政治权力、财富分配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平等、不公平,更腐败、更阻碍社会发展,还谈什么“(中国特色)社会主义”“马克思主义”等?人们认为这些人要么判断力有问题,要么神经有问题,要么道德标准有问题。
中国一带一路,本可以增加中国影响力,但是,若有些中国人借机扩大中国不合理、不科学的政治制度影响力,给世界错误印象、误导世界;当中国因自身政治不合理,阻碍国家高技术发展,引进外资、以市场强行换技术,大批出口欧美市场,带来经济增长,却被中共宣传他们的成就,不仅有些国人还要求国外政客在国内外叫嚣“中国模式”伟大、制度优越性;当中国权力者在国内都不敢实行世界普遍(马恩也提倡)的普选,中国还未民主、科学统一,却在国际上骄傲自满、“指点江山”、引导国际,让欧美民主国家不满……,这些表演让欧美等国遏制中国发展,责任谁负?
中国应学习人类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民主、科学的理论与制度进步发展的历程,在中国加以应用、创新,最大限度推进教育、科技的国际竞争力,最大限度提升国民素质的国际竞争力,实行国家民主统一;在国际上。除非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可积极参与,或需要中国被迫发声,其它问题需“自知之明”。
满清王朝后期,李鸿藻对那拉氏说,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何好,那拉氏即反驳:你怎样培养洋务人才来?李说不行。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就从军事、经济到政治制度,但五四运动后,被苏联指导、支持的中国革命就走上人类社会的歧途。
当近代满清王朝都知道“师夷长技以制夷(以自强)”,中国人还沉溺于“中国特色”,对于世界先进技术、管理、制度视而不见?
当苏联二战前军事技术依赖德国(飞机、潜艇、坦克)、当苏联经济建设依赖大批引进美欧设备、人才,再依赖苏联领土广大、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,经济建设成就却被说成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;当苏联解体,原苏联地区大批军事技术专家流向国外尤其是中国,那些马克思主义者、布尔什维克党员却失业,要么需要国家救济、要么腐败。中国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,发展中共党员,这些人是否在为了自身权力而误国误民?是在提升中国形象还是毁灭中国形象? 或者说,如果一个国家还沉迷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,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美好前途吗?更何况,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经济平等、民主价值观、民主制度设计(主要来源于古希腊以来西方世界),苏联、中国都背道而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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